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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希望 北京蒲公英中学的成功与孤独

热度0票  浏览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7年8月10日 23:10
    来源:南方周末
    
    2005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郑洪已年过五旬。她发愿,要把蒲公英中学打造为一所纯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中学。十二年过去,该中学实现了2000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险些破碎的求学梦,成功培养出多名优秀学子――毕业生求学足迹遍布海内外。可郑洪也发现,只有一所蒲公英中学还不够。蒲公英中学的孤独背后,站立着当前中国社会中一支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据最新的流动儿童蓝皮书显示,中国现有流动儿童3581万。随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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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值暑期,蒲公英中学大门口难觅师生身影。(南方周末记者 卫佳铭/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
    
    2005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郑洪已年过五旬。她发愿,要把蒲公英中学打造为一所纯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中学。十二年过去,该中学实现了2000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险些破碎的求学梦,成功培养出多名优秀学子――毕业生求学足迹遍布海内外。可郑洪也发现,只有一所蒲公英中学还不够。蒲公英中学的孤独背后,站立着当前中国社会中一支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据最新的流动儿童蓝皮书显示,中国现有流动儿童3581万。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这一数字还处于不断增长之中,但他们随父母在流入地求学,仍面临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2017年6月21日21时,北京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南五环边上的大兴区西红门镇寿保庄,白天的喧嚣已经退去,菜农和小贩抓紧盘点着一天的营收,准备熄灯打烊。
    
    团河路边上,由工厂改建的蒲公英中学一楼大教室内灯火通明。“我相信希望/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126名身着校服的少年齐声歌唱,为3天后将到来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加油鼓劲。
    
    23岁的蒲公英校友廖树丽站在学生中间,和着音乐挥动双手。几周前,她刚刚完成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数学系大三的课程。
    
    “特殊时期,回来帮忙吧。”归国的航班上,校长郑洪的叮咛不断在树丽耳畔回响。一下飞机,廖树丽便直奔蒲公英中学。她忘不了12年前跟随父母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大兴区打工,小学毕业后几近失学的窘境。
    
    如今,这所曾经改变了廖树丽们命运的打工子弟中学确实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处境――目前使用的旧校舍即将于2017年底拆除,可新校舍最后一笔工程款还没有着落。
    
    低矮厂房里立起教学楼
    
    “我们想办这所学校,是给政府分忧解难,拾遗补漏,”回想起自己创办这所学校时的初衷,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如是说。
    
    根据全国妇联2005年的调查,仅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童的上学缺口人数就多达20万。在郑洪选择创办蒲公英中学时,北京已有两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然而,这两百多所学校却无一例外是小学。
    
    创办一所非营利性质的公益学校,是郑洪当时的目标。靠着老朋友的支持、基金会的资助和自己出国留学多年来涉猎公益领域积累的资源,郑洪很快就筹集到了80万的注册资金。
    
    怀揣着最初的启动资金,郑洪和伙伴们在北京南五环外的大兴区西红门镇租下了一个旧厂房,并将其改造成简易教室、宿舍,开始接纳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却又无法正常入读公立初中的学童。
    
    不过,学校开张伊始,可以接纳的学生有限。据郑洪介绍,当时每间宿舍都要容纳近20名学生,屋里塞满了上下铺铁架床。因为这种现实条件的限制,蒲公英中学也制定了一个接纳学生的标准。
    
    “我们招生的办法就是和学生谈为主,每一个人都面谈。”郑洪和学校老师通常会在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和学习能力后再进行综合考量。郑洪说,会优先录取“更加需要这张课桌”的学生。
    
    然而,招录学生时所做的知识摸底测验结果,却让郑洪感到有些意外。
    
    “七年级的学生,一般只有三四年级的程度,一百分的满分一般能答十分。”郑洪直言,相对于北京城里其他的同龄学生而言,来到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们初始的知识水平确实堪忧。不过她也认为,学生学力有限也给学校带来了更多紧迫感,“如果他们再补不上这一节,可能就走上社会,再没机会了,这会让我觉得这所学校必须要办好。”
    
    2006年1月,大兴区教委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郑洪和她的学校在成立将近半年之后,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学校的发展,少了哪个都不行。”
    
    “提出要做非营利学校,有人觉得我说错话了。”郑洪说,有些朋友起初不看好这所学校的未来,可她自己却充满了干劲。在随后几年,郑洪提出了“六位一体”的协作办学模式,并沿用至今。
    
    所谓“六位一体”,指学生、家长、老师、志愿者、政府、捐赠方之间的合作。“学校的发展,少了哪个都不行。”郑洪觉得,为外来儿童办义务教育不应成为一种生意,而是应在“六位一体”的协作中发展。虽然由于资金、办学条件的限制,在教育资源上蒲公英学校依旧和正规的公立学校存在差距,但得益于志愿者们源源不断的支持、捐助者们慷慨的解囊相助、学校老师的“深度陪伴”,这里的特色依旧存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郝景芳是蒲公英中学的志愿者。从2017年6月起,她带着她的公益团队――童行书院开始为这里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读书夏令营。她还计划在开学后每周末都给学生上一次阅读课,目的是为这里的学生开阔眼界,提供更丰富的课外视角。
    
    郝景芳带领的团队并不是这里的孤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志愿者社团都与蒲公英中学建立了合作。“从办学开始到现在,志愿者的回头率很高,坚持率也很高。”据蒲公英中学社区事务部干事赵凯介绍,目前蒲公英学校的志愿者中,有七八成都是国内的年轻志愿者。
    
    在引入跨学科兴趣班及更多课外资源的同时,蒲公英中学还会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例如名为“身路历程”的心理课。课上,老师会指导同学们在一张空的中国地图上标注自己的老家,并一一标注来到北京之前走过的地方。而后,学生们需要回忆从家乡到学校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用图画的方式表达出来。
    
    “想起了亲情、美景、新鲜事儿,就摆脱了悲哀灰暗的色调。”郑洪说,孩子们会精心地用色彩去描绘生活中的印象。第二次课时,全班的路线会被汇总到一张图上,大家一起分享的过程中,班级的气氛和学生的心境都会发生改变。
    
    郑洪相信,作为流动儿童,蒲公英中学的学生并没有比城市里的其他学生有着更多问题,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是成长中的特点。而作为学校,她和蒲公英的老师们有责任去引导。
    
    对于这种心理引导的效果,在蒲公英中学考察过一次便确定合作意向的郝景芳予以肯定:“这些孩子真的很阳光,他们无论是自信,对未来的期待,还是积极的态度,跟其他地方调研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在她眼中,无论从管理组织到学校平时开展活动,蒲公英中学的老师和学生的素质都比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要好不少,“无论从办学理念到氛围,整体上不输于公办学校”。
    
    蒲公英中学孩子们的精神状态给郝景芳留下了深刻印象,郝景芳发现,这里的学生虽然面临着初中毕业后去外地上学或打工的潜在可能性,但仍对未来报以乐观。
    
    一位曾就读于蒲公英中学的学生在给郑洪的一条短信中写道,自己在蒲公英三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相信世界上还有爱”。郑洪觉得,学生的收获正是得益于“六位一体”,她期待着未来能将蒲公英中学的经验推广出去,服务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
    
    “曾经是留守,现在变流动,出去之后又留守”
    
    经过在蒲公英中学三年的学习后,入学考试及格率仅为个位数的同学们有90%左右都达到中考及格的水平。这个数字常被郑洪拿来激励学生们,“这种学业翻身仗的幅度,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学校比这还要大”。
    
    据郑洪介绍,在蒲公英中学创办12年间,在小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今已有90%的学生都能够继续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就读于职业高中,分散在北京和其他省份。
    
    不过,升学依旧是农民工子弟中学的最大难题之一。
    
    在蒲公英中学初三(2)班的心愿墙上,一位学生写道“中考加油,我在国华等你”。蒲公英中学的不少学生,都把能够考入公益性质的国华纪念中学作为中考的奋斗目标。然而,最终心愿得偿的人凤毛麟角。即便能够参加北京本地的中考,绝大多数学生也无法进入正常的北京本地升学路径,转而选择中职院校或回到原籍读高中。
    
    “我们学校的孩子曾经是留守,现在变流动,出去之后又留守。”郑洪说。为此,她一直在牵头联系海外的教育资源,希望优秀的学生能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廖树丽即是这批“走出去”的学生中的一员。不过,迄今为止成功获得留学机会的蒲公英中学学子只有13人。
    
    然而眼下,搬迁却成了蒲公英中学最大的难题。
    
    根据西红门镇的整体规划,团河路即将配合北京新机场兴建而实施拓宽工程,不仅是蒲公英中学所在的区域,周边大片民房都面临拆除,最后期限为2017年底。而蒲公英中学现有的由废弃厂房、平房改建的校舍也有部分已成危房,建设新校舍势在必行。
    
    2014年,在大兴区政府支持下,蒲公英中学获批一块位于老三余村的公共服务用地以兴建新校舍,新校区的设计方案由一家设计公司捐助。但因为近三千万的资金缺口,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初,已进行了60%的新校区建设工程一度停滞。为筹措资金,郑洪四处奔走,曾经的毕业生们也自发地回到母校,参与到各种筹款项目中来。目前,新校舍修建工程已重新启动,但仍有近两千八百万的资金未到位。
    
    看不见的手
    
    作为北京首家非营利、公益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蒲公英中学办学12年间,总计接纳了逾两千名流动儿童。不过,与这一数字相对的是北京市庞大的流动儿童就学群体。
    
    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在北京市普通中小学(含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总数48.36万人,其中约八万流动儿童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约占义务教育阶段在读流动儿童总数16.54%。
    
    蒲公英创办之初,北京有两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而今这一数字在逐年递减。上述报告还显示,截至2016年,北京市在打工子弟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人数约为6.5万人,较2015年减少了约1.5万人。而北京市现存112所打工子弟小学中近一半是自建无证小学,随时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面临拆除或停办。
    
    摆在一些打工子弟学校面前的是一道道办学门槛。《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规定,学校必须设有书法、美术、劳动技能等专用教室,生均建筑面积需达到14.1平方米。
    
    此外,师资队伍的薄弱和高流动性也是打工子弟学校运营的难题。在创办蒲公英中学的过程中,郑洪也曾切身经历过师资流失带来的阵痛。在最艰难时,蒲公英中学教师流失率达到70%。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认为,蒲公英学校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城市政府履行法定责任、保障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就学是当务之急。
    
    “1995年,北京的公办学校曾为100万小学生提供了教育,到2015年,加上民办学校都只有85万小学生,全部的流动儿童纳入公办学校一点问题没有。”袁连生说。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宋映泉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上海市曾在2008年到2012年通过新建一些公办学校和扶持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来接纳打工者的孩子。但在2012年后,全国政策呈现趋同之势:民办学校难寻,公办学校难进。
    
    一双看不见的手,把流动儿童挡在了城市公办学校门外。对此,宋映泉则认为,地方政府应以居住人口代替户籍人口来规划教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工作或居住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袁连生教授建议,如果学校不足,则应扩建、新建学校,并用政策调动社会力量办学,扩大教育供给,而非一味驱赶流动儿童回乡上学。
    
    (有愿意资助蒲公英中学的企业或个人,请致电南方周末公益基金秘书处 020-8300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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